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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如何与学生“会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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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如何与学生“会商”
       看到北京大学要与学生进行会商的新闻,说实话,一直不明白会商的定义,直到在北大新闻网上找到对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的采访。原来,会商“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,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,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,如教学、教务、心理咨询、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,甚至邀请校外专家,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,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。”会商的对象,主要面对学业困难学生,同时也兼顾其他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学生,包括学业困难、思想偏激、心理脆弱、经济贫困、学籍异动、生活独立、网络成瘾、就业困难、罹患重大疾病、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。
  一些北大学生想不通,这样的举措,为何会成为新闻。为何媒体也好,舆论也好,看不到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这个重点,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思想偏激上?其实,之所以会产生争议,是因为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。北大的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,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,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。
  也因为这样,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令人侧目。偏激的标准是什么?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标准?比如,在一些学工部老师及北大学生看来,对学校食堂涨价几角钱大肆抨击,就属于思想偏激。可问题在于,很多时候不是涨多少的问题,而是涨价的程序问题,程序正确、理由充分,那么,涨两元钱也要比涨二角钱来得正当。如果忽略了学生提出批评的出发点和焦点,只看批评的结果,就把学生归为“思想偏激”,是不是会扼杀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表达的空间?
  学校拿出马家爵作例子,是想说明,对于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,如果缺乏及时帮助会酿成悲剧。这是事实。不过,马家爵的故事,首先是一个极端;其次,如果马家爵的大学教育有所缺失的话,那就是同伴对他的接纳,以及对其穷困的同情。学生需要学校帮助的时候,能够找到相应的机构和人,这是学校应尽的责任。而针对目标学生提供强制性的“帮助”,学生如果没有拒绝的自由的话,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  有北大同学说,想不通为何清华发生过硫酸泼熊,铊中毒这样的事件,却没有出现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。这位同学没有分清楚,个体行为和建立一个强制性制度的分别,而用毕业生的官衔来联想危机公关,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:一切从利益出发以及功利性。如果这代表了一批大学生的想法,只能说大学确实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  大家对于北大的关注和焦虑,是因为还有期待。一名学生给我发信说:我最大的困惑是,有想法让这个国家做出改变的学生聚不到一起。而且,由于教育资源垄断,现在的北大已经极少有农村进来的学生了。他眼中的大学,一边是夜夜笙歌,一边是要被“会商”的同学。而那些快乐的学生,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伴的同情。这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。
  归根到底,大学是培养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地方。承担此责任的,当然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。
 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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